為什麽說羅章龍反對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是他反對六屆三中全會的繼續？

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是通過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中共中央取得統治的。羅章龍確實是反對了四中全會，反對了王明，但是否可以由此斷言：羅章龍在政治上是正確的呢？答案是否定的。

羅章龍反對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是他錯誤地反對三中全會及其組成的中共中央的繼續。

1930年9月下旬，中共中央召開的旨在糾正立三路線的六屆三中全會，糾正了立三路線對於中國革命形勢的極左估計，停止了組織全國總暴動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計劃，恢複了黨、團、工會的獨立組織和經常工作，實際上結束了立三路線在中共中央的統治。當時，全黨本應在這一基礎上，團結在中共中央周圍，繼續努力，以徹底糾正黨內的“左”傾錯誤。但在這時，王明等“左”傾教條主義者，以共產國際及其代表米夫為後台，打著“反對立三路線”、“反對調和主義”的旗號，從比立三路線更“左”的立場上反對三中全會及其組成的中央。王明在當時寫的《兩條路線底鬥爭》即《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的小冊子中，說什麽三中全會以後的中央“不能解決目前革命緊急任務，不能領導全黨工作”，要求“成立臨時的中央領導機關”，召集緊急會議和開始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準備工作，“以便根本改造黨的領導”。這期間，王明兩次拒絕黨所分配的工作，在中央機關加緊進行宗派活動，從各方麵脅迫中央開會，陰謀奪取中央領導權。

與此同時，作為中共中央委員、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兼全總主席的羅章龍，也站在宗派主義的立場上，以全國總工會為陣地，以“反對立三路線以及比立三路線更危險的三中全會調和主義”為號召，起來反對六屆三中全會及其以後的中央。羅章龍起草的1931年1月1日的全總黨團決議案和1月21日的《力爭緊急會議反對四中全會報告大綱》，集中反映了他反對六屆三中全會及其組成的中共中央的主要觀點。在這兩個文件中，羅章龍對三中全會及其以後的中共中央作了完全錯誤的估計。他認為：“三中全會是公開保證立三路線繼續執行”，三中全會的調和主義“是比立三路線還更危險的東西”，“三中全會及其後的補充決議是立三主義的變本加厲，是小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最庸俗卑鄙的行為”。總之，“中央在這期間是自覺地有係統地重複做著許多錯誤”。在他看來，“現在中央的領導完全破產，威信完全掃地，根本缺乏領導革命的能力與對於階級的忠誠”。因此，他也要求“立即停止中共中央政治局行使職權，由國際領導反立三路線與調和主義的中央委員組織臨時中央機關，召集黨的緊急會議，從根本的解決政治上組織上諸問題。”實際上也是要徹底推翻中央領導機關。

上述情況表明，在六屆三中全會以後的一段時間裏，羅章龍和王明在反對三中全會及其以後的中央，要求召集緊急會議和徹底改組中共中央領導機關等問題上，是完全一致的。他們的出發點，都不是為了幫助當時的中共中央進一步糾正錯誤，而是各自都要以我為核心來改組中央。因此，當後來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通過四中全會奪取了中共中央領導權時，羅章龍反對四中全會和王明就是必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