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曆史上共產國際幾次糾正中國共產黨的“左”傾錯誤，反而越糾越“左”？

從1922年起，中國共產黨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它們之間的關係是超越國界的上下級關係、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加入共產國際的條件》規定：“共產國際代表大會及其執行委員會的一切決議，所有加入共產國際的黨都必須執行。”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1935年7月）以前，各國黨的總的路線、方針以及組織事宜，都由共產國際直接決定。各國黨隻有貫徹執行共產國際製定的路線、方針、政策的義務，而沒有獨立自主地製定路線、方針、政策的權利。直到共產國際七大才糾正了這種集權主義的領導方法，規定各國黨有權“獨立地來正確解決共產主義運動的政治任務及策略任務”。各國黨內部的組織事宜，共產國際也“一般的不要幹涉”。

因此，從共產國際與中共的關係來看，當時中共的路線、方針、政策正確與否，首先與共產國際的指導正確與否有直接的關係。而從共產國際六大（1928年7月）到共產國際七大這七八年內，共產國際共運中的“左”傾教條主義盛行。其主要表現是過高地估計了世界革命形勢，過分誇大了資本主義的總危機。基於對形勢的過高估計，共產國際要求各國黨不僅要發動“群眾政治罷工”，而且要由此發展到武裝起義，直接奪取政權。在革命道路問題上，要各國都像俄國一樣，走中心城市武裝起義奪取政權的道路。在策略路線上，則放棄全麵的統一戰線政策，而采取關門主義的片麵的“下層統一戰線策略”。在“左”傾錯誤已發展成為中國黨內的主要錯誤傾向，並危及中國革命前途時，共產國際仍然一味強調“右傾”是中國黨內的主要危險。具有重要曆史意義的共產國際七大，糾正了它的“左”的錯誤，批評了“機械地把一國的經驗搬到別國去”，用“籠統公式去代替具體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的錯誤傾向，決定今後“在解決一切問題時要根據每個國家的具體情形和特點”。

由於在20世紀20年代後期和30年代前期，共產國際共運中“左”傾教條主義盛行，中國黨內連續發生三次“左”傾錯誤也就不奇怪了。具體地分析，在革命性質方麵，共產國際混淆了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超越了中國革命的客觀發展階段，必然導致“左”傾錯誤；在策略方針方麵，共產國際用“左”傾冒險主義和關門主義指導中國的革命運動，也必然造成“左”傾錯誤；共產國際在政治上的“左”傾、組織上的宗派主義以及黨內鬥爭中的懲辦主義，是中國黨內“左”傾錯誤產生、發展和長期統治全黨的主要條件。

三次“左”傾錯誤在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階級關係、革命形勢、革命道路、鬥爭策略及組織路線等一係列重大問題上所犯的嚴重錯誤，都是由於不顧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教條主義地照搬照抄共產國際的指示和蘇聯的經驗造成的。而共產國際的“左”傾教條主義則為中國共產黨的“左”傾錯誤提供了理論上的根據、政治上的支持和組織上的保護。這也說明了為什麽曆史上共產國際幾次糾正中國黨的“左”傾錯誤，不僅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反而越糾越“左”。